全力搜救失踪人员为当前第一要务

[35]绩效预算就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和政治程序下，利用预算追求财政管理效率、效果和有效性，以项目成本衡量为基础，以业绩评估为核心，以绩效分配为依据。

[40]人和自然是宪法中环境的两大组成部分。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23年第5期。

3.深层解析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两条路径。在总则中，应该将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确写在环境法典的第1条，并有明确的表述和内涵，既以宪法上的生态文明为根据，又适度具体化制度化。[11]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第一，生态文明深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如前文所述，环境法典的宪法依据是宪法上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

环境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律，意味着以宪法为核心的环境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生态文明在我国呈现出一个从概念提出到系统成熟的清晰过程，适宜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理念。[17]事实上，基本国策是宪法上国家制度的具体化和政策化，内容上直接规制的是国家，而受益方是公民，方式上往往需要国家和公民的共同参与，所以其实仍然没有改变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

既涉及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活环境，应以环境美好生活为核心概念，并充分关注健康、良好、适宜生活的环境等传统概念的内涵，注意将传统概念中的合理要素予以吸收并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达。第二，不能忽视生态文明建设中政治资源的强力推动对权利证成的正向影响。基本法律以宪法为直接依据，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原则上以依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为依据。[37]参见邓绶林主编:《地学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8页。

笔者一直主张，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可以调和的。[33]参见张震:《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与机制》,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张震:《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根据及其合宪性控制》,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3期。

(3)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未来环境危害。[22]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是在1982年宪法做出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规定之后，这也从侧面说明，人们普遍认为，宪法的规定强调的是将保护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学理上，环境法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法律部门。从语言逻辑上看，强国和伟大复兴是通过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的国家最终目标，其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生态文明建设是其重要指向和要求，而思想的指引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均是为了推动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宪法上的文明体系的协调发展。

[9]通过2018年修宪，已出现了新的中国宪法时刻，当然宪法上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形成是其重要标志。在宪法生态文明的规范体系中，不能只见国家，不见人。从方式上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因此，保护环境国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可能只见国家不见人。第二，绿色与发展的关系。

一项公民权利在法律上的证成，最基本的要素应该包括充分而明显的权利需求，确定的利益，以及特定政治共同体下的保障条件。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被用在特定的生态文明教育的语境之中。

[31]因此，环境法典的编纂，应该及时对接跟进宪法中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中关于法的观念、概念及法律关系等新的变化与内容。[35]参见张震:《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根据及其合宪性控制》,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3期。

就宪法学者而言，可能对环境法典编纂的贡献主要在于宪法依据的论证分析，当然首先需要尊重环境法学者基于内部学科立场的思维、知识等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制度建议。2018年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已经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一起，成为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6]参见董宝华等著:《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作为隐线，是指权利作为权力的指向隐含在行使和规范权力而形成的制度中。[8]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152页、171-173页、180-184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一体建设的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被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被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为环境权的规定在政治上的推动已经非常有力。

从环境法典的依据上看，需要环境法与宪法的对话。(2)排除或减轻潜在的环境危险。

无独有偶，邻国哈萨克斯坦已于2021年通过了环境法典，并由总统签字。[39]参见江伟钰、陈方林主编:《资源环境法词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789页。

例如，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生态可持续发展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三是，编纂法典要坚持依法立法,而所谓的依法立法,在根本上是指依宪立法，在直接技术手段上是指依《立法法》立法。

因此，不能忽视法律中针对某项权利的明确规定而对于全体社会的现实意义。《宪法》第9条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规定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既能发挥自然资源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又坚持合理、适度、合法地使用，重在强调对自然资源使用的方式和程度应该合乎自然资源的特点和规律。第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基于应对环境问题的背景，但其本身具有非常庞杂的内容，并非是环境法学上所独有的，或者主要是针对环境法学的概念。[15]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参加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环境权的讨论及发展潮流已经深刻地体现在我国的政治与法律活动当中。

[42]参见[日]原田尚彦,于敏译,马骥聪审校:《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18-19页。但是，宪法作为根本法，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总之，环境法典的编纂是环境法体系发展的必然体现，更加显现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属性，也可在宪法依据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法治功能。摘要: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立法的最根本要求。

即便是作为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深层解析而出的环境权利，也以《宪法》第33条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规范依据，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也是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展开，因此，以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为依据编纂环境法典，其基本法律属性不能被定性为私法。[4]参见张震：《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根据及合宪性控制》,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3期。

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3]这里面既要自然，也要关注人，因此兼顾人与自然双维的环境法典而不是指向自然单维的生态环境法典更契合生态文明的理念。[29]再如，关于环境权利与义务，也不适宜以传统的权利功能理论来诠释。虽然宪法中环境的概念是开放的，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人们对其的内涵认知还是比较确定的，不会使得环境法典的内容失却精准性和针对性。因此，以宪法中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为依据编纂的环境法典，不能被定性为社会法。

《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31]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0-184页。

从环境法典的内容上看，涉及行政法、民法、刑法乃至国际法等多个学科。第二，基本国策作为宪法上第三种结构的认知须发生改变。

虽然，现行宪法没有使用关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字眼，但无疑，《宪法》第26条就是保护环境国策条款。而且，自环境法典编纂出来以后，新的单行法的制定要以环境法典为直接依据。